一、 古画中的蝗虫：工笔写实与灾异图景
博物图谱与工笔写实：
- 精细描绘： 在一些博物图谱（如早期的动植物图谱）和工笔花鸟画中，蝗虫作为自然生灵被细致描绘。画家们以惊人的观察力捕捉其形态特征：细长的身体、强健的后腿、透明的翅膀、分节的触角，甚至其独特的姿态（如攀爬、跳跃、振翅欲飞）。
- 科学记录倾向： 这类描绘带有一定的科学观察和记录性质，旨在准确呈现物种形态。例如，宋代的花鸟小品或一些皇家画院的作品中，昆虫常作为点缀或主体出现，蝗虫也不例外，体现了古人对微观自然世界的兴趣和尊重。
- 代表作品（局部或主题）： 虽然专门以蝗虫为主体的传世名画罕见，但在一些描绘田野、草丛、秋景的工笔画中，常可见到精细描绘的蝗虫形象。宋徽宗赵佶的《写生珍禽图》（虽非其亲笔，但代表宋代院体风格）中就有描绘精细的昆虫，包括类似蝗虫或蚱蜢的形象，体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和对自然生灵的细致观察。
灾异图景与纪实绘画：
- “蝗灾图”/“捕蝗图”： 这是蝗虫在古画中更常见、更重要的主题。这类绘画主要目的是记录和警示灾害，描绘蝗虫遮天蔽日、吞噬禾苗的恐怖景象，以及官民奋力扑打、捕捉蝗虫的场景。
- 群体性与破坏力： 画面突出蝗虫的群体性和破坏力。画家常用浓密的墨点或短线表现漫天飞舞的蝗群，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它们啃食庄稼的速度和彻底性，田野一片狼藉，农民愁眉苦脸或奋力扑打。
- 社会功能： 这类图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社会功能。它们可能是地方官员上报灾情、请求赈济的附图，也可能是朝廷为警示地方官吏重视农事、积极防灾而绘制的教材，或是民间表达疾苦、祈求神灵护佑的载体。明代《捕蝗图册》（如钱穀绘）就是典型代表，详细描绘了从蝗虫滋生、成灾到官府组织捕杀、利用（喂鸭、焚埋）的全过程。
- 象征意义： 在灾异图中，蝗虫不仅是自然害虫，也常被赋予“天谴”、“吏治不修”的象征意义，成为政治讽喻的符号。
二、 诗词中的蝗虫：从灾异之痛到田园之趣
诗词中对蝗虫的书写更为多样和深刻，情感跨度极大：
蝗灾的纪实与控诉：
- 铺陈灾情惨状： 这是诗词中最常见的主题。诗人用极富冲击力的语言描绘蝗灾的恐怖：
- 遮天蔽日： “飞蝗蔽空日无色，野老田中泪垂血。”（唐·戴叔伦《屯田词》）“蝗虫满天飞，向田里，降灾危。”（元曲·无名氏《醉太平·讥贪小利者》）
- 吞噬殆尽： “新禾未熟飞蝗至，青苗食尽余枯茎。”（唐·白居易《捕蝗》）“麦苗尽死稗草青，蝗虫满田牙如钉。”（宋·李复《秋夜曲》）
- 民生疾苦： 诗人将蝗灾与民生疾苦紧密联系，表达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者的鞭挞：“捕蝗捕蝗，官隶齐忙，掘地纵火蝗飞扬。官要供给，隶要酒浆，官隶践踏苗已僵。吁嗟乎！蝗未死，苗已僵，捕蝗之蝗甚于蝗！”（清·崔旭《捕蝗谣》） 这里“捕蝗之蝗”直指借救灾之名盘剥百姓的官吏，讽刺深刻。
- 无力与愤懑： “蝗乎蝗乎勿食我之苗，尔食我苗，我何以聊？”（宋·王令《梦蝗》） 诗人甚至以梦呓般的口吻与蝗虫对话，表达绝望与愤懑。
捕蝗的艰辛与无奈：
- 诗词也记录了古人捕蝗的种种方法（火烧、土埋、网捕、诱杀）及其艰辛：
- “捕蝗之术世所非，欲究此语兴于谁？”（唐·白居易《捕蝗》开篇即探讨捕蝗的争议）
- “掘坑埋之，驱之入坎；或焚或瘗，惟力是视。”（描述捕杀方法）
- “官钱不敷供，吏役常煎煎。”（描述人力物力的耗费和官吏的催促）
文化隐喻与象征：
- 吏治腐败的象征： 如崔旭《捕蝗谣》中将贪官污吏比作“捕蝗之蝗”，是更甚于天灾的人祸。蝗虫成为苛政、贪腐的绝妙隐喻。
- “天谴”与人事： 在传统天人感应思想下，蝗灾常被视为上天对人间失德（特别是君主或官吏失政）的警告。诗词中常隐含这种观念，促使统治者反省。
田园诗中的自然生灵：
- 秋日田园的点缀： 在描绘和平、丰收或恬淡田园生活的诗词中，蝗虫（或其近亲蚱蜢）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。它们不再是灾难，而是秋日田园生机勃勃的点缀，是童趣的象征。
- “日长篱落无人过，惟有蜻蜓蛱蝶飞。”（宋·范成大《四时田园杂兴》其二十五，虽未明言蝗虫，但描绘了类似昆虫活跃的田园景象）
- 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（宋·杨万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，孩童追逐的对象也可以是蚱蜢）
- “蚱蜢”意象： 古人常将不造成灾害的蝗虫类昆虫称为“蚱蜢”，在诗词中常与童趣、闲适、秋景相联系。如“蚱蜢翅轻涂翡翠”（形容其美丽）、“草间蚱蜢动秋声”（作为秋日声音的点缀）。
文人闲趣与微观观察：
- 一些文人也会带着闲适的心情观察蝗虫（蚱蜢）的形态和习性，将其写入诗中，体现对自然细微之处的兴趣和审美。虽然不如蝴蝶、蜻蜓常见，但也偶有描绘其形态、动态的诗句。
笔墨间的深意：古人的自然观与生命观
通过这些笔墨记录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蝗虫这一自然生灵的复杂态度：
敬畏与恐惧： 对其巨大破坏力和群体性力量的深刻敬畏与恐惧，这是基于生存现实的直接反应。
细致的观察： 无论是工笔画中的精确描绘，还是诗词中对形态、习性的捕捉，都体现了古人观察自然的细致入微。
强烈的社会关怀： 对灾害中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，对吏治腐败的尖锐批判，是士大夫社会责任感的体现。
辩证的自然观： 认识到蝗虫既是可怕的灾害之源（特定条件下），也是自然生态链中的一环。在非灾害时期，它们也能成为田园风光的一部分。
文化符号的构建： 蝗虫超越了其生物属性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（灾异、天谴、贪吏），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。
从灾异到生灵的审美转化： 在非灾害语境下，古人也能欣赏其作为微小生命的形态之美（工笔画）或将其融入和谐宁静的田园意境（诗词）。
结语
古人用笔墨记录下的蝗虫，远非简单的害虫形象。在工笔画中，它是精微自然观察的体现，也是灾异图景中令人心悸的主角；在诗词里，它承载着百姓的血泪控诉、士人的社会忧思，也能化身为田园秋色中的一抹生机。这些记录，既是对一种自然生灵多角度的描绘，更是古人面对自然力量（无论其带来的是毁灭还是生机）时的复杂情感、深刻思考以及文化表达的结晶。小小的蝗虫，在古人的笔墨间，折射出的是宏大的自然观、社会观和生命哲学。
